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的《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全球关注。该禁令于12月10日正式生效。不管动机是什么，澳大利亚政府力图从源头上管制都是好事，但这本质是一种“因噎废食”的隔离路线，该法案的出台逻辑、治理思维与潜在效果均值得商榷，澳大利亚的“一刀切”禁令暴露出以下五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儿童媒介权利被忽视，儿童声音没有尊重，社交媒体禁令的执行基础薄弱。数字时代的儿童权利——接入与参与权是不可剥夺的。在数字化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今天，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已成为未成年人实现发展权、参与权、受教育权与表达自由权的重要载体，也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必经路径。
《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三条规定，儿童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一权利包括寻求、接收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无论其边界如何，无论是口头、书面、印刷、艺术形式，还是通过孩子选择的其他媒介。联合国《关于儿童权利与数字环境关系的第25号一般意见(2021年)》指出，在数字环境中，每个儿童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保护和实现。积极使用数字技术可以支持儿童实现他们的各种公民、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权利。但是，如果不能实现数字包容，现有的不平等可能会加剧，而且可能会出现新的不平等。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的核心是要求平台履行更高标准的保护义务(如默认隐私设置、禁用对未成年人的个性化广告)，而非剥夺其接入权利。其治理逻辑是通过规范平台责任，为未成年人创造更安全的网络使用环境。在国内层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规定，要“保障儿童利用和参与媒介的权利”，并“加强儿童媒介素养教育”。
因此，任何将儿童与社交媒体强制隔绝的政策，在法理上都需承受“是否侵犯儿童基本权利”的严厉审视。澳大利亚的禁令，正是在这一根本原则上发生了偏离，在政策酝酿和推进过程中，没有赋予未成年人的参与权，没有征询未成年人的意见和建议。在受到质疑后，澳大利亚政府才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在遵守年龄限制时尊重这些权利和履行义务：直接与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咨询；确保限制信息易于获取且年龄适宜；与其他独立监管机构合作，确保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评估限制的影响，以识别利益，以及新兴风险或意外后果；确保孩子们仍能获得安全且支持性的数字环境。具体如何落实和保障未成年人的接入和参与权，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实施路径和措施。
第二，短期选举驱动，缺乏长远治理战略理念和视野。该法案的出台带有鲜明的国内政治博弈色彩。从2024年9月提议公开到11月议会通过，进程迅速，反映出政党为争取“家长选票”(77%家长支持社交媒体禁令)而竞相展示“强硬姿态”的短期行为。该法案从文本提交到投票通过仅用了两周时间。塔斯马尼亚州的议员们原本倾向于设最低年龄为14岁，但为了法案能顺利通过，最终同意收紧到16岁。而普通公众只有一天的时间向议会委员会提交反馈意见，听证会也只是3个小时的走过场。Snapchat、TikTok、Facebook、Instagram、Reddit和X等平台纷纷怀疑其背后的真正目的。他们抱怨，该法案的通过太仓促了，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在技术层面的可操作性太低，政府也没有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反对者认为执政的工党过度管制，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拉拢选民。这种“为选票立法”的模式，易使政策脱离复杂现实，流于象征性应对，而非构建科学、系统的治理体系。
第三，“一刀切”政策反映政府治理惰性，违背“精准施策”原则。社交媒体禁令将复杂的网络素养教育、内容生态治理等问题，简化为“物理隔离”政策，暴露出政府治理上的惰性。它回避了不良信息泛滥、平台设计成瘾、数字素养不足、家庭社会引导缺位等深层矛盾，试图以物理方式“切断接入”这一最简单方式应对所有挑战，有违互联网治理法则。此类思维往往忽视本国互联网生态、青少年数字生活融入程度，以及教育体系的独特性和治理的复杂性和系统原则。现在大多数青少年都深谙网络技术，可以轻易绕开相关法律。有媒体报道，13岁的伊索贝尔(Isobel)只花了不到五分钟，就成功破解社交媒体禁令。联合国儿童慈善机构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则警告，这项法律不是解决青少年网络伤害问题的“灵丹妙药”，反而会把他们推向“隐蔽和不受监管”的网络空间，他们需要受到保护，但同时也需要融入数字世界。
第四，社交媒体禁令实施落地执行困难重重，可能催生次生风险。该禁令在实践层面预计将遭遇巨大挑战，甚至可能引发次生问题，将使其保护效果大打折扣。首先，年龄验证是全球难题，法案未强制用户提供身份证件信息，技术绕过易如反掌，青少年可通过VPN、谎报年龄、借用家长账号等方式轻松规避。其次，催生“灰黑产”与亲子冲突，禁令可能刺激地下账号交易、代实名认证等灰色产业链。更普遍的是，它直接将青少年置于与家长“对抗”的位置。为了使用社交媒体，他们(50%左右未成年人使用家长设备)可能更需要偷偷使用家长手机或账号，反而使家长监督更加困难，加剧亲子矛盾与青少年的逆反心理。第三，禁令将全部压力置于平台端，社交媒体禁令变相剥夺了父母等的法定监护权，可能涉嫌违反宪法，并弱化了家庭、学校和社会本应承担的教育与引导责任。即便短期内减少了在特定平台上的时间，但青少年的社交、娱乐、信息获取需求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到监管更薄弱、风险可能更高的其他平台或线下替代活动中，问题并未根除，甚至更加隐蔽。
第五，澳大利亚数字市场发展滞后，社交媒体禁令终将成为脱离国情的“空中楼阁”。澳大利亚本土互联网产业并不发达，根据Speed Test Global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固定宽带质量的全球排名已经跌到了第81位，还不如尼加拉瓜、乌兹别克斯坦和萨尔瓦多等“发展中国家”。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显示，澳大利亚近年在互联网相关核心细分领域长期处于全球中下游水平。澳大利亚在52个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指数排名中位居第16位，移动互联网覆盖率在全球排名中仅位列第55，基础设施亟待加强建设。澳大利亚的数字市场主要由跨国巨头主导，治理手段往往单一、被动，缺乏与产业生态深度互动、共同制定规则的能力与经验，政策工具容易倾向于以外部强制性禁令和事后高额罚款为主的反应式监管。在社交媒体的界定(三项主要标准包括：平台的唯一或“重要目的”是否为让用户彼此进行网上社交互动；平台是否允许用户与部分或全部其他用户互动；平台是否允许用户发布内容。)上首次仅列了10个平台：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Threads、TikTok、X、YouTube、Reddit，以及串流平台Kick和Twitch，有小规模用户的社交媒体未列入，尤其是具有社交属性和功能的游戏平台未列入。为避免被纳入，Roblox和Discord等游戏、聊天平台近来陆续在部分功能上加入年龄检查，希望避免被涵盖在禁令内。为了强制实施社媒使用年龄限制，政府投入650万澳元用于测试“年龄保证(age assurance)”技术，以了解这些技术对那些访问社交媒体和色情网站等网络内容的用户进行年龄核查的有效性。在这些全面的年龄保证系统到位之前，社交媒体禁令的实施将很难得到评估、实施和执行。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禁令在政治逻辑上短期功利，在治理思维上简单粗放，在实施路径上漏洞重重，在数字市场发展相对薄弱、政策工具匮乏等情况下仓促实施，都将影响未来的治理效果。围堵或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导致在隔离风险的同时，也隔绝了数字世界所蕴含的创造性学习、全球视野连接与关键素养养成的巨大机遇，它本质上是以“保护”的名义，将孩子隔绝于其未来必然要生存与主导的世界之外。
从世界范围看，近年来各国基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与文化传统，形成了兼具共性与特性的治理体系，呈现出从“刚性限制”向“柔性引领”的治理范式转型。社交媒体治理的本质要求，是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间寻找平衡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保护体系的建构绝非简单的“堵”与“放”，而是要在保障其未成年人发展权的前提下防控风险。我国已经构建和完善了未成年人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构建了政府、企业、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和治理模式。相对于澳大利亚“因噎废食”的隔离路线，未来致力于培养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授之以渔”，使其具备批判性思维、自我管理、安全防护与创造性利用数字工具的能力，无疑是更具前瞻性的核心路径。因此我们需要立足“都江堰式”治理智慧——以疏导替代围堵，以赋能替代控制，坚持赋权(保障媒介使用权利)、赋能(提高网络能力和水平)、赋义(价值观教育)，通过内容分级与技术监管联动，家庭、学校、社会联动，构建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制度体系，在全球数字文明发展进程中，培育出兼具人文精神与技术素养的新一代数字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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